世界上只有两个米开朗基罗 我们这次纪念拍电影的那位

论文摘要：年末又到了各大媒体年终盘点的时候了，各大外媒2016年度十佳电影榜单陆续出炉。
论文关键词：电影评论,时代,帕特森,灵媒师,海军陆战,榜单,导演,电影世

安东尼奥尼

安东尼奥尼曾应邀来华拍摄《中国》。

　　《某种爱的记录》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4月16日开幕，相比国内更老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北影节的国际范儿要更足一些。前几天，北京国际电影节放出大师经典专题展是枝裕和、安东尼奥尼、三谷幸喜、雅克·塔蒂等大师的套票。结果火爆程度让人目瞪口呆。其中是枝裕和的上百份套票，更是46秒售空。今年北影节的片单确实很亮眼，其中，安东尼奥尼逝世十周年纪念专题尤为丰富，从首部剧情长片《某种爱的记录》到谢幕之作《云上的日子》共有13部，相信这一单元将带领观众进一步认识这位享誉世界的电影作者。

　　大师崛起于乱世之中

　　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叫米开朗基罗的人能称得上是大师，一位是文艺复兴时期那位和达芬奇齐名的画家，另一位就是电影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讲真，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之前，国内还没有举行过如此丰富及权威的安老爷子作品大展。1972年，时年60岁的安东尼奥尼曾造访中国，在那个特殊时期，老爷子手提摄影机穿梭于中国的街头巷尾，拍出了那部堪称经典的巨作《中国》。时光荏苒，白云苍狗，近半个世纪后，安东尼奥尼再次回到中国，回到北京，这不得不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912年9月29日，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出生在意大利北方艾米利亚·罗马涅的历史名城费拉拉。20岁之前的安东尼奥尼很倾心建筑模型，后来着迷戏剧。曾经试图拍摄精神病院的纪录片，这一经验使他后来作品提倡内在的写实主义，同时也预示着他以后的作品将关注人的精神状态的病态和异化。

　　1935年，在波隆那大学取得经济学学位之后，安东尼奥尼开始为费拉拉地方报纸《Il Corriere Padano》写作，成为电影记者。二战爆发没过多久，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安东尼奥尼搬至罗马，为杂志《电影》工作。该杂志是官方法西斯主义的电影刊物，由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儿子Vittorio主编。而安东尼奥尼在数月之后就被开除。之后他进入罗马电影实验中心去学习电影技术，那时他开始拍摄短片《波河的人们》（Gente del Po），讲述了波河贫穷渔夫的故事（安东尼奥尼自1943年到1947年在波河工作）。

　　“三部曲”赢得世界声誉

　　安东尼奥尼的第一个剧本名为《飞行员的归来》，这部和意大利编剧罗伯托·罗塞里尼合作的剧本完成于1942年。第二年，安东尼奥尼协助法国诗意现实主义大师马赛尔·卡尔内拍摄《夜来恶魔》（又译为《夜间访客》或《夜间来客》）。经过好几年的积淀，安东尼奥尼于1950年终于拍出了自己首部长片《爱情编年史》，接下来他继续创作一系列的影片：《失败者》，讲述在不同国家所发生的青少年犯罪系列故事；《不戴茶花的茶花女》，描述一个年轻的电影明星与她的堕落；以及《女朋友》，叙述都灵的中产阶级妇女。《公路之王》，讲述一个工厂的工人和他的女儿。这些电影的主题迥异，但每一个故事都与社会异化相关。

　　他真正获得世界性荣誉，是在1960年，他执导的《奇遇》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以新颖独特的风格和极富现代感的思想内涵，轰动国际影坛，获得评委会特别奖。《奇遇》是安东尼奥尼《现代爱情三部曲》之首，然而安东尼奥尼在作品《情事》（L'Avventura，又译为《奇遇》或是《迷情》，1960年）之中回归到这样的风格，也使他第一次在国际上闻名。虽然这部影片在戛纳影展毁誉参半，但是这部影片在全世界的艺术电影院受到相当大的欢迎。1962年，英国的《视与听》杂志将《情事》列为影史上十大佳片的第二名。

　　安东尼奥尼接着拍了《夜》（La Notte，1961年）与《蚀》（L'Eclisse，又译为《欲海含羞花》，1962年）。由于这三部影片风格类似，而且都是讨论关于人类在现代世界的异化，所以通常被合称为“疏离（爱情）三部曲”。刻画现代人因缺乏有效沟通而苦闷、孤独，转而寻求爱情以寄托心灵。但往往不得慰藉，反而再度因无形的隔阂之墙而爱情挫败，陷入绝望与更深沉的孤独中。

　　曾影响了很多中国导演

　　1972年，成名已久的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之邀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这部作品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真正意义上的碰撞。纪录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演在北京对一些场景的捕捉，有著名的天安门广场、长城、故宫、王府井(600859,股吧)，有中国政府安排的参加小学可见课间活动、医院的针灸生产、工厂的工人家庭生活、生产合作社的状况等。第二部分是导演被安排去河南林县参观红旗渠、集体农庄，古城苏州和南京，但他却将大量的篇幅放在了随意观察的中国人的面孔上。第三部分是导演对上海的短暂观察，从街景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从新建的居民楼到殖民地时期的滚地龙，从茶馆到大工厂，从外滩到黄浦江上的船户，相对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上海民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