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文化自信的实践之维——以非遗剪纸艺术为例

　　摘 要:剪纸艺术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以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享誉全球，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的重要因素，表现为民俗文化自信、地域文化自信和艺术文化自信。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视域下，非遗剪纸艺术的文化自信功能面临文化价值观念偏离、媒体多样性对传统剪纸文化排异、技术进步对剪纸技艺冲击、剪纸文化传承主体稀缺的诸多挑战。通过拓展强化剪纸文化认同与自觉、推进剪纸技术跨文化交叉渗透、建立剪纸教育传承培养机制、推行“政府+企业+社区”三位一体合作模式等路径发挥非遗剪纸艺术增强文化自信的独特作用。

　　本文源自《湖南社会科学》杂志是湖南省社科联主办的公开发行的综合反映社科研究的刊物，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创刊15年来积极面向社科理论研究的前沿领域，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务实求真，扎实开拓，相继编发了一系列思想性强、学术性精、创新性优、影响大、价值高的文章，得到了广大作者和读者的好评。

　　关键词:非遗剪纸 剪纸艺术 文化自信

　　剪纸艺术是我国农耕文明时期最具广泛性的民间美术之一，满足了民众对生存信仰和艺术文化传承赓续的需求。 剪纸是民俗生活艺术化表现的实物载体，体现了独具民间特色的视觉形象和造型语言。 在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剪纸艺术一直以一种潜性文化形式存在于人们生活中，农耕社会中世代稳定的人居环境、农节岁时的民俗心理和祭祀活动，与剪纸艺术的创作内容、表现形态和审美价值紧密关联[1] 。 剪纸艺术不仅仅是一项民间艺术，也是一种口传文化的形象化，它用图案表述语言和内容，记忆保留着图形符号的溯源，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小调和熟语祭词等。 剪纸艺术多以家庭群体为单位，在一定封闭的文化空间内，通过口传身授的方式进行剪纸艺术传承，反映出民族文化最初的文化血缘和情感寄托。 随着经济现代化、信息数字化、城乡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农耕文化产生的原初地理和文化空间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依附于传统文化的剪纸艺术创作逐渐式微，剪纸艺术先后完成了“从民间出走”、政治依附、市场商品化和艺术化的路径，经历了从较低形式进入到较高形式的能动变化。 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政策的推动下，现代社会中引发了复归与振兴传统文化的思潮，剪纸艺术开始以 “非遗剪纸艺术”身份重新融入现代社会文化秩序中。 非遗剪纸艺术是民族文化当代活态传承的重要内容，在多样化的文化环境之中再现了自身自主性与价值活力，是增强文化自信的稀缺文化资源。

　　一、非遗剪纸艺术的文化自信功能

　　“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认可与相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文化自信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文化自信，从 “三个自信” 到“四个自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信的内涵。 习近平同志指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2] ，建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之上。 中华民族文化延绵五千年，是世界文化领域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是凝聚人心、激化斗志的精神家园，文化的遗传性特质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每个炎黄子孙的骨髓，流淌在中国人民的血液里，中华文化的底色无论遇到何等强势的外来文化的消解都熠熠闪光、永不褪色。 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脉” 和“灵魂”，它给予中国人民智慧与力量。 在熟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认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自信坚不可摧、牢不可破。 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都是文化自信之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非遗剪纸艺术更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宝贵财富。 作为我国民间美术的主体艺术类型，非遗剪纸艺术成为了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具有生发文化自信的独特功能。

　　(一)有利于增强民俗文化自信

　　美国民俗学家萨姆纳认为，民俗文化见于日常起居生活中，是由民间群体创造、约定俗成并传承的一种习惯性生活共识，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和民俗生活模式[3] 。 非遗剪纸作为民间剪纸艺术在当代社会的活态传承形态，是民俗文化的产物，其题材和内容展现了民俗生活中的文化底蕴和自信，增强了民俗文化的生命力。 在岁时节令方面，剪纸的民俗文化体现在以春节、元宵、端午、中元为首的传统节日文化空间中的象征功能。 如春节时贴“窗花”、挂“ 春幡”，寓意迎春纳福ꎻ元宵时“ 剪纸为灯”，儿童持灯“游绕里巷”ꎻ端午时剪“五色瘟纸” “葫芦”“艾虎”，以驱五毒ꎻ中元时“剪纸为衣”，家家户户“焚之以荐祖”。 在人生仪礼方面，中国传统的婚嫁、丧葬、婴儿三朝、老人寿诞等礼仪事象中的剪纸，除了烘托氛围、情感寄托的功能之外，它的剪刻体裁和图案造型还需符合典礼的规范。 以女子嫁娶时使用的“礼花”为例，礼花用于摆放在男方聘礼、女方嫁妆及婚房内的陈列物品、食品上，其大小、图案根据嫁妆器物、食品的形状随物赋形，因此又有“家具花”、“瓶花”、“猪头花”等因物赋名的剪纸图样。 在禳灾祭祀方面，自古有“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文献内容记载，剪纸在祭祀、打醮和傩愿仪式中常作为祭品或供奉对象，源于原始人类对神祗的崇拜和对未知的恐惧，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对自然现象无从解释而将其人格化的产物。 如湖南望城剪纸中“纸菩萨”剪纸类别受巫傩文化影响，其剪纸造型与梅山文化中宗教神系的形象相匹配，有打醮祈雨的雷公电母、超度亡灵的牛头马面、驱鬼祛病的大傩神和神灵精怪的蜘蛛精等图样。 融民俗文化于剪纸艺术之中，通过剪纸艺术表达、传承、巩固民俗文化，有利于增强民俗文化自信。 而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标识，民俗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有机构成，增强民俗文化自信从一定程度来说，便是增强文化自信。

　　(二)有利于增强地域文化自信

　　地域文化是指在相对稳定的地理空间环境内，人们受自然地理与社会人文的综合因素影响，经历较长历史时间生产、生活形成的共同性人文面貌和人文精神[4] 。 这种文化一直持续作用和规范生活在该地域内人们的价值观念、性格特征和风俗习惯。 在非遗剪纸的发展过程中，地域文化与剪纸文化始终处于相互渗透和相互联系的状态。 我国现有国家级非遗剪纸代表性项目 53 例，共涵盖 23 个省份 53 个地区，促进了非遗剪纸地域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并逐渐上升为地域文化自信。 如浙江乐清细纹刻纸以细密刻纹与框架构图为特征，剪纸内容常见海水、渔船、龙王、海神等海洋性元素，承载了瓯越属地的海洋文化ꎻ河北蔚县剪纸素有“三分刻、七分染”之说，剪纸作品重彩点染，用色明艳亮丽，延续了当地色彩文化ꎻ内蒙古和林格尔剪纸带有浓厚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风格，出现了大量鹿、马、狼、犬等草原图腾崇拜符号ꎻ湖南泸溪县踏虎凿花剪纸由女红中刺绣习俗演化而来，其多作为湘西地区苗绣图案的粉本，为民间服饰、配饰的装饰提供了多彩的图样和造型基础。 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样态，强化地域文化自信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有利于增强艺术文化自信

　　我国非遗剪纸艺术的造型观念和表现语言不同于西方，是一种来自民间艺人自我意识的审美创造，是我国民间美术中艺术文化的缩影。 非遗剪纸艺术中独特而又自成体系的艺术表达方式，成为了我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基础和艺术文化自信的中坚力量，主要表现在:

　　1.讲究构图的统一性，图样元素的内容、数量、大小和位置大多呈现对称、对比、连续或均衡的规律。 例如，折剪是民间剪纸中“脱稿”剪制的一种常用技法，通过特定的折叠方式使剪纸纹样按照轴线呈现对称、放射效果，凸显了画面的形式美。

　　2.具有文化内涵的象征性，剪纸纹样以固定的组合样式取谐音隐喻。 鸡和大丽花组合寓意“大吉大利”，鱼和莲组合寓意“连年有余”，莲花和桂花组合寓意“连生贵子”，蝴蝶与猫组合寓意“耄耋长寿”。

　　3.强调点、线、面构成的装饰性，剪纸作品阴刻、阳刻结合，“黑白灰”色块对比强烈。 剪纸多用 “绞刺纹”、“月牙纹”、“万字纹”、“方胜纹”等符号式叙事纹样对画面进行修饰，增添画面层次感和剪纸造型的观赏感。

　　4.注重物象表现的主观性，提炼局部特征变形夸张或异形同构，以产生强烈的视觉感受。 民间艺人善于将剪纸物象的多个形态主观地融入同一幅画面中，使对象特征表现突出。 这种不把事物存在的瞬间状态作为表现形象本质的参照，对物体多角度、多瞬间认识的造型处理与西方立体主义异曲同工，具有高超的艺术表达手段和技巧，体现了民间艺术的水准和品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剪纸艺术向内传承和向外传播民间艺术体现了艺术的自信和文化的自信。

　　二、以非遗剪纸艺术增强文化自信面临的挑战

　　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和思维方式，原生态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消解、丢失原生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便面目全非、毫无价值，因此，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自信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的车轮驶入近现代之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于田园诗歌般生活状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也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生存危机，甚至濒临销声匿迹的状态，这种大的生存环境必然使以非遗剪纸艺术增强文化自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偏离。 价值观念是文化构成的必要条件，文化主体在文化价值观赋予的文化使命感中呈现出自觉意识与自觉行动。 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双向促进的关系[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具有民族精神激励与动态文化延续功能。 与此同时，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支持。 当代社会经济的全球化使文化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既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又给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带来挑战。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碰撞下，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作用愈发强烈，引发了文化同质化的危机。 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日趋旺盛。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快速扩张，对外来文化盲目地复制、仿效威胁到了本土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甚至出现了人们游离在多种价值观之间无法做出正确价值选择的现象。 比如，“泛娱乐化”的文化消费观念就明显地偏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却潜移默化地扭曲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观念，不可避免消解包括非遗剪纸艺术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教化、文化导向、文化认知与文化传承功能，使剪纸艺人知识、情趣和审美的创作优势平庸化，难以释放文化自信的功能。

　　二是媒体多样性对传统非遗剪纸艺术的排异。现代社会中数字技术日益普及，移动终端、数字电视、互联网门户、社交网站等数字化媒体成为了文化信息交流、传播的主要媒介。 互联网时代媒体的表现形式更具多样性，新媒体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认知途径和结构，同时影响了文化自身形态的变革，传统非遗剪纸艺术同样受到了相应的排异。 首先，传统剪纸的展示形式落后，需依托服饰、建筑、家具等多种固态载体辅助传播，随着社会环境发生改变，传统剪纸的装饰美化效用逐步下降，其展示载体数量大量削减。 而新媒体表现手法多元，可将文本、图片、视频、音频等信息元素综合运用，“互动性”和“即时性”丰富了受众的视听感受。 其次，受剪纸口传心授、言传身教传承模式的制约，其受众对象和规模受时间、空间与地域的限制。 剪纸是一种实践型文化，在新媒体营造的“浅阅读”学习环境下，剪纸教学通过碎片化文本传播，缺乏现场教学的直观反馈和情感链接。 再次，对传统文化内容的简化使学习者难以深入感知剪纸文化的价值，从而失去持续学习热情。 最后，传统剪纸文化的存在空间和创作思维远离现代生活，缺乏文化的亲近性和熟知度。 传统剪纸文化发源于农耕环境，具有乡土文化的传统习俗是创作的主要来源，相对封闭的自然村落社区是其传播的绝佳场所。 与之相比，现代媒体打造的是信息交叉、开放多元的共享文化空间，年轻群体在文化参与中占比较大，原封不动地把传统文化移接到新媒体生态环境中，极易造成媒体受众对传统剪纸艺术的理解断层，动摇非遗剪纸艺术的文化自信功能。

　　三是技术进步对剪纸技艺的冲击。 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 等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在创造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剪纸技艺造成了冲击。 机器化生产替代了传统手工劳动，企业对从业者技能和驱动力的依赖程度降低[6] ，大批量的生产方式可将产品快速地推向市场，减少资本密集型生产资料的生产投入。 但标准化的集中生产容易造成剪纸市场饱和、剪纸产品千篇一律、大众审美疲劳等现象，最终导致剪纸作品廉价，大众消费者忽略了剪纸原有的艺术与文化价值。 在互联网打造的全民社交平台上，每一个用户都可以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文化价值的生产单位来生产内容，非遗剪纸展示平台的传播无界性，加大了剪纸作品知识产权的保护难度，面对庞大的信息数据网络，剪纸作品原创难以追溯，简易操作复刻的网络传播途径使剪纸作品侵权成为普遍现象。 既然非遗剪纸艺术面临高科技的冲击，其文化自信功能下降就是必然趋势。

　　四是剪纸文化传承主体的稀缺。 文化传承主体直接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剪纸艺术传承主体可分为技艺型传承群体、市场型传承群体和学者型传承群体，但三种传承群体都面临着相关人才短缺、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 技艺型传承群体多为家族传承或中途拜师学艺的民间艺人，他们以业余劳动剪纸以增补家庭收入。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而大量农村人口进城造成农村人口流失的背景下，民间技艺传承脉络断代，原有技艺传承人逐渐高龄化，习剪者呈递减趋势。 市场型传承群体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将剪纸从原来的家庭副业变成小商品性质的家庭主业，承担起衣食住行多方面的家庭生活职能，甚至形成了带有地方特色的剪纸生产集中片区。 但传统手工剪纸的市场被机械化的社会化生产所取代甚至垄断，剪纸产品升级换代成本远远超出市场利润，部分传承人群因生计问题而被迫转行。 学者型传承群体从主体自身专业角度出发，对剪纸的文化内涵、艺术构成、创作价值等多个角度进行独立思考，对传承主体的学识、经验和专业有相对严苛的要求。 而我国从事剪纸研究相关的专家和学者数量非常有限，专业人才严重稀缺，他们在利用非遗剪纸艺术增强文化自信方面难以发挥主力军作用。

　　三、以非遗剪纸艺术增强文化自信的路径选择

　　发挥非遗剪纸艺术增强文化自信的特殊功能，我们应该增强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积极探讨以非遗剪纸艺术增强文化自信的路径。

　　(一)强化剪纸文化认同与自觉

　　非遗剪纸艺术自信呈现的前提是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 文化认同是人们在文化实践参与中形成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肯定性体认，从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上达成了文化共识，是坚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精神纽带[7] 。 一方面，强化非遗剪纸文化认同需要提升剪纸文化在人们现代生活中的存在意识，通过新媒体社交平台展示剪纸文化以切近群众生活，借助舆论引导吸引群众的关注度。 另一方面，要塑造群众对非遗剪纸文化的归属感与价值观，强调文化主体的重要性，对生活在非遗剪纸发源地的民众给予创作自由和政策支持。 而文化自觉是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实践和发展创造。 “文化自觉” 观点最初由费孝通提出，他强调人对周身文化要有 “自知之明”，明晰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等，正是这种自知之明对文化的转型具有充分认知和自主能力，进而决定文化发展的重要地位[8] 。 因此，非遗剪纸文化自觉需要以一种“自知之明”的态度，重新审视传统剪纸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对与现代社会脱节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或转化，重新激发群众主动参与剪纸创作的自觉性与积极性，为非遗剪纸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打牢文化自信的基础。

　　(二)推进剪纸技术跨文化交叉渗透

　　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前提，只有尊重文化差异，拥抱世界文明，才能通过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发展自我，在激烈的世界文化市场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增强文化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中华民族文化正是在文化交叉渗透中不断发展的，非遗剪纸艺术同样如此，也是通过推进剪纸技术跨文化、跨领域交叉渗透，优化文化结构和内容，展示非遗剪纸艺术的文化自信，提升文化回应力。

　　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努力推进中外剪纸文化对话与交流，以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为宗旨，积极探索非遗剪纸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方法。 要搭建剪纸文化交流平台。 以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 为平台，深入他国文明腹地进行剪纸文化交流与渗透。 充分利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国非遗活动周”的特定节日资源开展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并依托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加强剪纸文化活动、产品和服务的创建、制作、传播与宣传。 要丰富剪纸交流合作形式。 拓展教育、学术研究等交流合作新领域，非遗剪纸文化相关著作的对外翻译本身就是跨文化交流的过程。要加快剪纸文化产品创新研发，通过投资贸易、展示洽谈等国际营销渠道使剪纸品牌产品“走出去”。要开发非遗剪纸文化体验国际旅游路线，将文艺展演、影视交流、文物博览、商品展销、文化论坛等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使国内外游客在深入体验非遗剪纸文化魅力的同时，促进非遗剪纸技艺的传播和交流。

　　(三)建立剪纸教育传承培养机制

　　文化的可持续性是维系非遗剪纸文化长久自信的保障。 文化可持续性是与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平行的第四个维度，其本质上是文化或文化现象在线性时间视角下的延续，致力于文化主体如何秉持动态的文化观，使文化遗产在保持文化特性的基础上能够与时俱进并为未来世代保存[9] 。 在剪纸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中，人是非遗剪纸创造的主体和承载者，是非遗剪纸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非遗剪纸文化可持续性要求对地方文化主体的文化经验和剪纸技艺做出更为积极的回应或建立关联[10] ，即建立剪纸教育传承培养机制，提供文化主体当地习剪机会和培养剪纸文化自主发展能力。 改变非遗传承的固有结构和机制，由家庭代际之间的个体性传承转变为由多方主体参与的开放式教育传承。 其一，将传统剪纸技艺引入艺术教育课程，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学生对非遗剪纸技艺掌握的匹配性，按低、中、高年级分层设计教学。 低年级以培养操作能力为目标，中年级以培养形象思维能力为重点，高年级以培养艺术创新能力为出发点。其二，搭建校企剪纸实践平台，邀请剪纸从业者或艺术家进行专业理论与实践经验指导，使培养的剪纸技能与企业技能要求匹配，完成从在校学生向集艺术和技能为一体的剪纸综合型人才的身份转型。其三，开设社会剪纸体验工坊，挖掘社会型剪纸受教对象，在寓身体验教学中增强体验者传承剪纸的行为意图，完成对公众群体的剪纸技艺传授、创新力激发和创作能力培养。

　　(四)推行“政府+企业+社区”三位一体合作模式

　　文化是一个由器物、制度、行为和观念等多个文化要素构成的体系，在特定环境下，文化要素之间遵循最基本的自组织规律相互协调、相互耦合，保障了文化体系的平稳发展[11] 。 非遗剪纸文化自信可以推行“政府+企业+社区”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以“自上而下”的文化干预来引导“自下而上” 的文化实践，从而改变我国目前剪纸艺术保护与传承自发、交错的状态。 对政府、企业、社区职能的合理定位与分工是“政府+企业+社区”三位一体合作模式的前提。 政府发挥文化主导职能，联合相关文化部门、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达成保护非遗剪纸的社会共识，激发社会的文化自组织性。 企业承担文化造血职能，将非遗剪纸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通过打造剪纸文化品牌和稳定的生产销售渠道，形成非遗剪纸传承的内生动力。 社区履行文化协同职能，深入社会基层鼓励民众以协作方式积极参与非遗剪纸创作，开设社区剪纸活动班免费教学，既可丰富民众日常生活，又能让民众以剪纸装饰元素为社区环境美化添砖加瓦。 政府、企业、社区三方促进与制约的关系，将进一步保障非遗剪纸文化内部组织的循环运营。 政府支持企业、社区非遗剪纸项目的开展，给予技术示范和专项经费，并设立非遗剪纸管理监督制度，对企业和社区的剪纸传承活动进行日常监管，对干扰、歪曲剪纸文化对传承行为及时制止。 企业引进社会资本进入非遗剪纸保护项目，将有助于减轻政府财政压力，也避免政府垄断开发的单一性。 同时，企业给剪纸文化发源地区带来一定的就业机会，让边缘社区民众实现自立赋能、文化惠民。 “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促进政府、企业和社区之间的对话交流，民众依据自身参与的真实经验与感受被赋予话语权，有了民众决策的意愿，这有利于非遗剪纸保护、传承活动的优化与迭代。

　　四、结语

　　在科技前沿和媒体交融的现代社会背景下，新兴文化力量正在迅速崛起，以剪纸艺术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非遗剪纸艺术的传承、发展极具重要性与紧迫性。 非遗剪纸文化自信体系的加强与完善是实现剪纸艺术价值认同与文化自觉的重要前提，我们要不断深入认识和强化非遗剪纸艺术对于增强文化自信的功能，拓展以非遗剪纸艺术增强文化自信的路径，促进非遗剪纸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此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助推中华民族文明伟大复兴。